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桃花源记》中描绘的中国乡土村落景象如今正渐行渐远。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乡土中国不断遭到侵蚀，乡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在乡村伦理生活中能起到身教言传之效的乡贤群体愈加稀缺。新时期如何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引领带动下，借助这一群体，重塑乡村文明，让广大农村不仅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更留得住一份乡愁，成为一个令人期待和关注的话题。

乡贤遗失，失去了乡土文明的“魂”

“在以城市化为导向的现代化建设中，一些地方的乡村建设是将乡村变成城市，传统村居变成火柴盒楼房；以土地、血缘为基础的宗族村落在慢慢瓦解，传统的家族社会在逐渐裂变。”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叶涛说。

许多乡村的“沦陷”，不仅仅表现在农村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恶化，更是一种温情的生活样式、行为准则和生存价值的消失。

孝老养亲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现在农村里却有相当一批年轻人拒绝赡养老人；勤劳致富也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但如今在乡村，有一些人偏偏认为投机取巧去赚钱才是有本事。此外，农村还存在干群关系疏远，换届选举被各种利益绑架等矛盾与问题。

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刘毓庆说，近百年商业经济和“新式教育”的发展，打破了中国社会城乡平衡格局。城市的经济收入、教育资源配置以及高知识含量的工作性质等，使乡村中的优秀人才开始流向城市。原本可以引领乡村文化进步的乡贤人群，多数都变成了城市人。

“乡贤群体的消失，使乡村失去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失去了文化领袖和灵魂人物。没有了指导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导师，乡村凝聚力也必然会消失。”刘毓庆说。

一些基层干部也表示，现在的农村，修路修桥，无人牵头；贫弱乡邻，无人过问；水利兴修，无人去管；邻里纠纷，无人帮其出面解决；红白喜事，无人帮着操持。很多公益活动都变成了金钱交易，失去了亲情、乡情，也就失去了向心力，故乡也不再是亲情乡情的温暖港湾。

“统筹城乡发展、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就是要从现代公共治理和传统人文精神中找到支点，而乡贤就是其中的切入点，这也是村民自治的传统资源。”浙江省德清县委组织部干部严峰说。

在传统乡村秩序受到冲击、乡村社会纽带越来越松弛的情况下，如何才能让乡土社会重拾邻里温情，让转型中的个人和家庭得到关注，让“风筝不断线”，让乡邻走得再远也不至于失魂落魄?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中央领导也在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提到，建设新农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发挥“新乡贤”的作用。

乡贤的“前世今生”

“乡贤”一词，是古代中国统治者对乡村社会中有作为的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去世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是对其人生价值的肯定。明清之时，各州县均建有乡贤祠，以供奉历代乡贤人物，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方纪念、祭奠仪式。凡有品学为当地所推重者，死后由主政的地方官请入乡贤祠。

长期研究乡贤文化的浙江上虞乡贤研究会会长陈秋强在首届中国乡贤论坛上表示，乡土中国的稳定系于乡村稳定。自古皇权不下县，县是传统中国的最低一级政府。县衙是典型的“小政府”，主要抓税收、水利、司法等事项，至于县级以下的广大乡村，主要靠自治，而自治的主力军就是乡贤。

“乡贤有极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他们是介于官民之间的桥梁与纽带，可以及时化解民间的很多矛盾。他们既受百姓拥戴，也受朝廷赞赏。”陈秋强说。

乡贤在乡村治理中，主要发挥崇文兴学、教化乡民，热心公益、大做善事，主持公道、维持秩序，引导风气、移风易俗，经济回归、反哺家乡等方面的作用。

清朝光绪年间，上虞市曹娥江多处决口，洪水泛滥。浙江布政使司支借库银3000两给上虞县修筑江堤，这项公益事业最终由知县交给当地乡贤连仲愚负责。连仲愚临危受命，为筑堤奔走呐喊，呕心沥血，经营堤塘达30年，还撰写了《塘工记略》及续编，保存了该地区大量有关江堤海塘的宝贵资料，由此受到清廷礼部行文褒奖。

“古代乡贤有着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素养，有着为官的阅历和广阔的视野。他们在官场有一定人脉，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了解。”刘毓庆说，他们既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将官方的意旨贯彻于民间。他们在乡间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同时参与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引领着一方社会发展。他们可以说是乡村的灵魂，代表着一方的风气和文化。

当前，乡贤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一般情况下，人们将有德行、有才华，为故乡、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称之为“新乡贤”。农村优秀基层干部、乡村教师、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

“新乡贤”在广袤田野中兴起

虽然受城市化浪潮裹挟，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被吸引到城市，但在这股现代化大潮中却出现了“回流现象”，部分人群选择从城市回到农村、扎根农村、奉献农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重建美丽家园。

在山西晋城市阳城县农村，活跃着一批新乡贤，他们利用自己丰富的知识、特有的乡土情怀，感染和教化百姓，滋养和润泽乡风。

阳城县委书记王晋峰说，阳城县的乡贤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传统，特别是在明清时期，以王国光、陈廷敬、田从典等为代表的一批名相重臣、官宦商贾以其令人景仰的道德和智慧，传播知识、教化乡民，成为令人骄傲的乡贤文化典范。

在阳城县的新乡贤中，有坚守村庄50年为百姓解除疾苦的乡村医生，有致富不忘乡亲的经商人士，有传承红色文化情系桑梓的退休官员，有“爱管闲事”热心调解的老支书等。

阳城县润城村退休校长原培印，利用自己学生多、关系广的优势，为挖掘家乡历史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业而东奔西走、倾注心血，被乡亲们传为佳话。

“润城这块地方，从明清以来就是商贾云集、经济繁华，老百姓没人出去打工，都是外头的人来咱们这里打工。但我回来发现，好多人都出去打工了，村庄显得很荒凉，这让我心里不是个滋味。”原培印说，能为家乡多出一点力，谋一点利益，不仅对乡民好，自己也心安。

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发起“寻找新乡贤”评选活动。负责此次活动的筹委会成员、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副总经理黄志友告诉记者，2015年评选出的新乡贤年龄大都在40岁以上，很多人都是在农村奉献了二三十年，甚至一辈子。

知识界在自上而下寻找新乡贤，地方城镇也在自下而上推选新乡贤。重庆永川区何埂镇表彰了54名新乡贤，并开展了“讲乡贤故事，传美好家风”活动；江西新余市水北镇通过“党建+商会”形式培育新乡贤，倡导新乡贤“把家乡的老人养起来、孩子培养起来、年轻人带出来”；安徽安庆市许岭镇鼓励新乡贤反哺乡村、参与乡村治理；四川绵阳街子镇也选出热心群众事务的退休老干部范定义、以身作则传承家风的村支书王方元等多位新乡贤……

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活跃在农村的新乡贤主要由几类人群构成：一是有威望的退休公职人员，二是有影响力的成功经商人士，三是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四是积累了丰富经验的返乡务工人员等。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邵晓莹说，当下乡贤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在土”乡贤、“离土”乡贤和“舶来”乡贤。“在土”乡贤扎根本土，把现代价值观传递给村民；“离土”乡贤可谓“离土不离乡”，外出打拼，有成就后荣归故里或回馈乡里，他们可能人不在当地，但由于通讯和交通便利，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关心和支持家乡发展，他们的思想观念、知识和财富都能影响家乡；“舶来”乡贤原本不是本地人，多数是早年到某地创业，逐渐成长为当地致富带头人，他们的观念、思想甚至对潮流事物的态度，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周边乡邻。

“新乡贤”新在何处

“与传统乡贤相比，新乡贤有其自身的特点，也将在新时期农村建设中发挥新的作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何慧丽说，当下涌现的“新乡贤”呈现出两个新特质：一是处于新时代，即面临乡村衰败，中国工业化已经到了可以以工补农、以城哺乡的历史性新时期；二是涵盖新的多元整体，包括仁者爱人、中正务实的干部，为富也仁、义利兼得的企业家，崇尚自由、厚道理性的知识分子，还有推己及人、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的任何普通人。

“新乡贤继承了传统乡贤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践行内圣外王的中国文化品格，有‘向上之心强、相与情谊深’，他们是危机来临时能立德、立功、立言的普通人。”何慧丽说。

湖南省委党校党史研究部副主任、教授许顺富表示，传统乡贤多为封建体制下的官僚，而新乡贤不问家世出身、籍贯居所，只要在人文、社会、科技等领域有所成就，愿意为家乡、为农村、为社区建设尽力的人，都是新乡贤。

对于新乡贤的时代作用，何慧丽将其总结为“外发促内生”。在他们或者衣锦还乡、或者情系家乡的言行关照下，乡村留守群体才会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环境的价值，才会重新捡拾起源自乡土的价值意识和自信情感。

此外，新乡贤对传统文化的延续发展、社会秩序的维系稳定有着重要作用。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利用换届选举契机，将一批有经营头脑、社会声望的乡村能人吸引到村干部队伍中来，打造以百姓喜爱的好支书杭兰英为代表的一大批新乡贤群体，发挥他们德治、善治的力量，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力求群众办事、矛盾调解、信息咨询、致富求助“四不出村”。同时，上虞区还成立了203个老娘舅工作室和5个专业民间调解机构，将一大批热心公共事业的新乡贤吸引到调解队伍中来，有力促进了乡村自治与基层和谐。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部分新乡贤通过群众选举担任村干部，重建农村干群鱼水关系，走出了一条新乡贤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的创新之路。

盐湖区区委书记王志峰说，新乡贤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代表群体之一，这种价值观如果没有群众基础，强制推行则行不通；如果没有官方认同，民间想把一种价值观推开也很难。新乡贤群体能够把服务群众和教育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群众需求与提高群众素质结合起来。

“新乡贤不是万能胶，但确实起到了不错的效果。这一群体所做的事多能引起群众共鸣，可以点燃、激活农村群众的善念，而一旦点燃这种情绪，很快就铺天盖地。”王志峰说。

无论是退休返乡的干部、教师、工人，还是意气风发的大学生村官、活力四射的回乡创业青年、隐居山野潜心创作的艺术家，这些新乡贤群体或是用自己的优良品行引领社会新风尚，或是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奔小康，或是兴办社会公益事业，关爱社会困难群体，增强乡民的归属感，他们普遍在新农村建设中承担起了振兴乡土文明，革除精神荒芜的重要作用。

面对剧烈变迁的农村社会，新乡贤承担着怎样的使命?所谓乡村社会精英，其嘉言懿行，言及何处，行在何方？半月谈记者近日深入各地乡村，了解新乡贤作为，倾听新乡贤故事。

乡村治理的参与者

在山西晋城市阳城县寺头乡，有个“第二派出所”，“所长”是58岁的老中医董显辉。从1975年从事乡村医生至今，董显辉已有40多年的从医经验，曾做过寺头乡卫生院院长。退休后的董显辉可没闲着，除了回到卫生院免费为当地群众看病，还热心帮助群众调解邻里纠纷。

在卫生院，董显辉有时遇到打架吵嘴的情形，双方吵得不可开交，董显辉通过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先后平息和化解了多起因交通事故等引发的矛盾和冲突。慢慢地，他的调解工作也从医院内做到了医院外，并有了一个寺头乡“第二派出所所长”的称号。

在这方圆7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好像没有董显辉“摆不平”的事。对此，董显辉并没有觉得光荣，而是隐隐有些担心。“纠纷多了，说明民风不淳。”董显辉说，在以前的农村，尽管人们读书少，但很淳朴，道德水平也比较高。但现在，人们钱挣多了，但道德水平普遍下降了，讹人、敲诈是常有的事。

一直以治病为己任的董显辉觉得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提高村民们的思想认识。他用毛笔抄写《三字经》《道德经》《论语》等国学内容，写好后送给乡民们。学校老师也把他写的东西张贴在教室墙上，给孩子们看。

每逢过年过节，董显辉还写春联送人。他说：“外面卖的春联，内容都是祝人们发财致富的，我写的春联是教村民怎样做人做事的。”

这些举动虽然看似微小，但在潜移默化中滋养着村民的心。

在甘肃省永登县柳树乡教场村，不管是修路架桥这样的大事，还是邻里纠纷、婚丧嫁娶这样的小事，村民们都愿意找乡贤李发勇拿主意。

61岁的李发勇为人正直公道，家庭和睦，诚实守信，是村民公认的贤德长辈。村民孙永禄得了肝病，家里没钱住院，李发勇主动拿出5000元替孙家解了燃眉之急；村民李玉生因堆放农家肥与邻居发生矛盾，在李发勇的帮忙调和下，化干戈为玉帛。

李发勇为村民干了许多事，但他并不是村干部。最近一两年，他在村里日常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了。

2015年6月，教场村评定“五星级”文明户，李发勇和村里其他9位德高望重的村民被邀请担任评委。全县的“五星文明户”包括科技致富星、诚信守法星、和谐友爱星、公益义务星、文明新风星，村民被选上后就有资格去信用社贷款。最终有10户村民因孝敬父母、诚实守信、致富有道而当选。

村支书李发奇告诉半月谈记者，自从该活动开展以来，多年来让他头疼的乡村风气明显扭转，人人都开始向“五星文明户”看齐。“2015年政府在路边栽的树，都有村民主动去浇水，街道上堆积的垃圾牛粪再也看不到了。”

长期研究乡贤制度的专家、湖南省委党校党史研究部副主任许顺富教授介绍，乡贤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古已有之，明清颁布的律例中，有在地方乡里设立“申明亭”的规定，法律明文授予“里老”以裁断纠纷的权力。“户婚、田土等小事，许‘里老’劝导解纷。这一类主持申明教戒、劝导解纷的‘里老’，多由乡贤担任。”

在基层，利用新乡贤进行基层治理的方法正在逐渐推开。以贵州为例，2015年8月以来，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探索“村支两委+乡贤会”的新管理模式，各村陆续成立“乡贤会”，目前全县已成立80余个“乡贤会”，2016年全县374个行政村将实现全覆盖。截至2015年9月，全县34个乡贤组织已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573件，化解矛盾纠纷102起，捐助公益事业资金500万元。

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喻立平表示，现代乡村治理要将党政部门的力量和乡贤文化有机结合。“如果只注意组织力量和制度力量，太刚性了一点；如果只注意乡贤文化力量，又不能适应新的社会需要，所以要刚柔相济。”

道德教化的活标本

在湖南省慈利县偏远的通津铺村，大大小小9块黑板报是一道靓丽的风景，对村风文明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负责打理的既不是村干部，也不是学校老师，而是耄耋老人刚国民。

走在漫山翠绿的通津铺村，谈起刚国民，可谓无人不晓，村民们都对其严教子孙、睦邻友亲、热心公益的好家风交口称赞。

87岁的刚老精神矍铄，腰不弯，背不驼，声音洪亮，思维清晰。他是县城关水电站职工，退休后和老伴回到农村生活，育有5个儿女，日子都过得很红火。

“好家风是无声的教诲，儿孙满堂，个个争气。”村支书黎昌平介绍，20多年，刚家和睦孝顺的家风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村里每一个家庭。

不仅是家风影响村风，更有刚老的亲身表率。村里超市前一块黑板报上，一首《麻将累人》打油诗诙谐易懂，告诫村民们不要沉迷赌博。而在其余几块黑板报上，还写着“百善孝为先”等主题。

黎昌平介绍，9块黑板报都是刚老自己掏钱建的，顺口溜、打油诗、小故事都有，通俗易懂，路过的村民有事没事都能看见。

在慈利县的另一个村庄——象鼻嘴村，退休工程师向亮华，同样是专注于革除精神荒芜、实现道德教化的新乡贤。

每天6点半，向亮华准时来到村图书馆，打开早已准备好的广播稿，伴着村舍的鸡鸣，全村的喇叭响起《弟子规》《千字文》等，山谷间回音袅袅，农人渐次早起出工，孩子们背着书包走进学校。

61岁的向亮华4年前从央企退休，告老还乡。他骑着自行车到附近的村庄转悠后发现，现在的农村，问个路，人家爱理不理；借支笔，满村跑；偶尔搞个文化下乡，无非放个电影，银幕下观众寥寥无几。

随后，在向亮华的组织发动下，借助张家界国学教育研究会的支持，象鼻嘴村举办了几十场孝道、德育、幸福老年等主题的传统文化课程，创办了颇具传统文化特色的幼儿园和文化养老院，组建起老年艺术团、腰鼓队、龙船队，连续几年举办村民自导自演的春节联欢会。

第一次给村里的党员、组长讲授传统文化课时，向亮华首先深鞠一躬，村民们哄笑：”向老师，你又没犯错，给我们鞠什么躬？“

“只有低下头，人的谦卑之气才会上来。”向亮华用身体力行的礼仪感染身边的人，见到3岁的小朋友，照样弯腰鞠躬问好，一米八的高个儿头低得和小孩子脸蛋一般齐。

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象鼻嘴村发生了很多变化，以前学生碰到外人会粗口骂人，但现在都变得懂礼貌，以往没叫一声爸爸的儿媳妇叫爸爸了，总挑婆婆错的媳妇给婆婆认错了。

乡土文明的守望者

位于王屋山隘口、沁河谷河滩上的山西晋城市阳城县润城镇上伏村，古时是南抵中原的必经之地，由此成为汇聚商贾、集散物资的重要商道古镇。频繁的人员往来，吸引了外地商贩在此驻扎经营，从而形成了几百座民居古建。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民居古建逐渐破败。67岁的延如意原来是镇上的语文老师，2011年退休后回到村里，看到越来越多的古建筑日益破败，十分痛心，于是决定为家乡做点什么。

延如意家中整齐排列着三十几个厚厚的文件夹，是他近年来为上伏村的历史文化奔忙的成果。从每间房尚且清晰可辨的门匾楹联，到散落在村里已破败不堪的古碑石刻，再到几代村民口口相传的商贾史料，延如意搜集和整理的文字已逾20万字。

受延如意的感染，村里的许多年轻人也加入了他的队伍。2015年9月，延如意为他倡议组建的“上伏村导游队”进行了培训。土生土长的队长陈苏爱说，几乎人人都知道这里历史底蕴深厚，只是没人能像延如意一样不遗余力地挖掘和记录。

2015年12月，上伏村获得“中国景观村落”称号，延如意报送的10万余字材料功不可没。

以一己之身守望乡土，避免传统文化的花朵在时间的潮流中凋零，乡贤延如意所做的工作，与贵州修文县的一群老人很相似。在这个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曾经讲学悟道的县里，一群德行高尚、学识丰富的老人，在桑榆之年退而不休，为守护传统文化默默奉献。

85岁的李祖炎老人以一支严谨客观的史笔，记录着家乡的变迁。李祖炎出身书香世家，有着扎实的文化涵养和写作功底，自1994年开始主持《修文县志》的编纂工作，30多年来寒来暑往，笔耕不辍。“编纂志书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决不能讲大概，更不能凭主观思想和个人恩怨去走笔。”

为求证一字一说法，他要去核实大量资料，有的还要实地考证。为了准确记载红军经过修文县境内的情况，他不顾年迈高龄，与采编人员同走当年红军长征路，最终通过细致走访得到了准确的历史资料。

读者评价李祖炎的文章：文风严谨，朴实简练，想加一个字不进，想减一字不通。此外，对于历史的客观还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让《修文县志》一问世就赢得了学界的认同，有学者赞誉他是“王学圣地铸新词”、“黔地志苑一奇葩”。

据称，李祖炎老人是目前贵州省唯一连任两轮的县志主编。“这项事业是冷板凳，许多年轻人都不愿做，但我希望能够坚持下去，在离开后能给后世留下些什么。”现在，他正在主持第二轮地方志编写，记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家乡修文县发生的巨变。

在重庆北碚区蔡家岗镇，有一个农耕文化陈列馆，创始人是一位已经70多岁退休的中学教师刘映升。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在当地收集各种农具，大到生产用具，小到生活用品，还有在年节时举办民俗用的草把龙等。这些寻常的物件，是农耕文明的载体和见证，却在当下社会发展过程中飞速消失。这些都让热爱农耕文化的刘映升老人痛心。他决定着手打造一座农耕文化博物馆，把这些历史见证物品抢救出来，为农耕文化留下根脉。

为了陈列馆的这些物件，刘映升老人奔走了20多年，耗费了家中所有的积蓄，2006年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从2008年开始，为了挖掘、普及、弘扬巴渝农耕文化，他还原创乡土诗歌1000余首，对文物作了系统介绍，描述这些宝贝物件的工艺、外观和用途。

不仅如此，他历经10余年，亲手绘制了1949年前自己家乡的地图，包括那时蔡家岗的地形地貌和店铺位置。“只为子孙后代还能记得这些地方，记得住这些老镇。”

20多年间，他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又遭到了多少人的误解和讥讽，用几句话难以概括。但他始终爽朗、乐观，满腔热情。他的动力就来自于一种责任，一种使命。他说：“我这么做，旨在让子孙记住我们的根，守住我们中华民族的自信。”

新乡贤们对文化之根的守护，在当下更彰显出其价值和意义。浙江上虞乡贤研究会会长陈秋强说，综观历史，中国封建王朝延续几千年，虽然朝代更迭、制度变迁、天灾人祸不断，但中华民族没有被各种灾难所毁灭，要归功于中华文化的韧性，也要归功于以乡贤为代表的群体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望。

“新乡贤”既不好当，也不易觅

一些受到群众公认的乡贤们反映，现在乡贤融入乡村治理的社会氛围缺失，以及人口流动与价值观变化，使乡贤很难在农村产生影响力，乡贤的帽子难戴。

一位返乡的退休教师告诉半月谈记者，当前不少村民一切向钱看的心态太重。乡贤除非能够争取资源，做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带领村民致富，否则很难有号召力。在村容治理、家庭冲突时，若有人带头来制止或劝阻，不仅不被接受，反而会被视为多管闲事。

山西省阳城县孔池村70岁的陈吉锁是当地公认的一名乡贤。他说，乡贤是一种文化现象，在老百姓中间自然形成并认可，不由固定人员构成，也不只是退休人员，只要愿意为老百姓办事，受到尊重，就是乡贤。但是乡贤不是完人，基层党组织一定要在严格要求的同时，多关心和爱护，让乡贤的帽子敢戴、戴得住。

长期研究乡贤制度的湖南省委党校教授许顺富说，传统乡贤文化中靠等级森严、尊卑有别来实现乡村自治，这是新乡贤需要摒弃的。然而现在许多地方的官本位意识不淡反强，民本位意识被削弱，在这种社会文化氛围中，新乡贤的作用难以发挥。

新乡贤不好当，而日益空心化的农村同样面临乡贤不易觅的困境。重庆市政协委员程德安表示，美丽乡村建设、农业现代化等事业，都需要具备民主法治理念、开放竞争意识、包容创新氛围、自由平等精神等现代文明因子的新乡贤领头参与。“现在大部分农村地区有能力、素质高的精英群体都已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或城镇，回流的很少，留下老小病残，能够成为新乡贤的潜在群体数量锐减。”

此外，新乡贤培育的基层土壤是否足够肥沃，制度基础是否稳固，也存在争议与担忧。有观点认为，新乡贤应当从乡村自治的再组织进程中自然产生，正如两宋时期的旧乡贤产生于科举时代乡村自治的进程之中，新乡贤体系的建立，也应以新时期的乡村再组织作为新的制度基础。如果只有新乡贤而没有乡村再组织，将意味着零散冒出的新乡贤个体，很难达到治理乡村的要求。

一些业内人士指出，当前乡村自治再组织有两大方式，一是资本下乡和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变革中，随着土地集中过程产生士绅;二是农村自身的再组织化，比如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社，其中的核心骨干、牵头大户等才具备发展成为乡贤的基础。

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表示，当前农村实际情况是，由于资本下乡的工商企业重心在于依靠专业管理队伍进行生产与经营，因此很难形成领导乡村再组织的士绅群体。而农村自发形成的种养专业户、专业合作社普遍存在“散小弱”问题，而且面临外来工商资本的挤压，新乡贤产生的经济土壤与社会组织基础仍然十分薄弱。

“新乡贤”的帽子缘何难戴

陈吉锁说，新时期的乡贤既是基层政府的得力助手，政府来不及做或做不了的事情由他们来做，又是人民群众相信的贤人，群众有什么不便说或做的事情可以通过他们从中周旋协调，因此成为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媒人”。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一些乡镇政府与基层组织对于新乡贤的定位与作用认识不足，尤其是一些村级组织担心新乡贤会导致自身在基层话语权与号召力被削弱的心态较为明显。

一位带领村组修公路、修家祠的乡贤告诉半月谈记者：“村两委虽然认可我们在村庄里做出的成绩，但也担心乡贤‘另立山头’，对我们的态度不冷不热，一些热心组织与参与集体事务的村民由此也逐渐心灰意冷。”

“无论乡贤是否存在，乡贤文化是否浓厚，所有农村地区都会存在少数几个有影响力、有组织力、有威信的人物。”一位基层乡镇党委书记表示，若能将他们有效组织，引导成为乡贤，这些精英村民就能成为基层组织治理乡村的重要帮手;若是对他们不闻不问，冷置一旁，则可能走向基层组织的对立面。

这位乡镇党委书记说，总结很多群体性事件，背后总有一两个有影响力、有号召力的群众在起着组织推动作用。一些村级组织这方面认识不足，不愿有针对性地放权，为有号召能力的村民提供舞台，“致使很多可以成为新乡贤的村民被闲置”。

还有不少乡镇和村级组织，在思考建设新乡贤队伍时，常常抱着“基层不太可能给予乡贤群体相关补贴与报酬，积极性难以长期保障”思路，由此踌躇不前。通过成立专项协会为村里乡贤提供平台的湖北省孝感市袁湖村支书袁少敏认为，能够给予新乡贤补贴等物质保障固然好，但乡贤若成为政府补助对象，其在基层组织与普通村民之间的中立性或将大打折扣，在一些关键时候反而成为不利因素。

袁少敏说，面对一些与村两委有对抗情绪的村民，新乡贤们大可以说“我没有拿谁的一分钱，单纯是就事说事”，这是他们劝导、批评村民的最大底气，“提高积极性可以更多地采取精神鼓励方式，比如通过表彰大会，村两委给予适当奖品等方式激励”。

为“新乡贤”提供成长的土壤

一些受访专家与业内人士认为，新乡贤体系培育建设绝非易事，需要从社会氛围、文化传承、政府支撑等方面长期系统稳步推进。当前，应着重从社会认同感、搭建平台、培育文化等三方面重点突破：

一是增强社会认同感。许顺富说，新乡贤不是官方加封的名号，而应该基于民众心理的认同。他是以德行高尚，才能突出，办事公道正派，真心为民服务而赢得这一称号的;他是靠自己的名望和权威而不是靠手中的权力赢得乡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要搞好新乡贤文化建设，必须淡化“官”念，强化民本意识，政府应该更多地借助“贤人”来治理乡村，而不是以直接命令来插手乡村事务。

山西阳城县寺头乡乡长刘王锋表示，乡贤虽不同于普通群众，但也有七情六欲，他们在全力服务乡里的同时，自身也需要得到安慰和关怀。尤其是在当前农村被一些不正之风侵蚀的情况下，乡贤所倡导的正能量和积极正确的价值观可能会遭到一些不理解，甚至抵制，这就需要政府组织去为乡贤们“撑腰”。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说，培育新乡贤出来为家乡作贡献，首先就是要使其确立起一种认同感，让他感受到是在他的本乡本土，帮助别人是基于乡情。从当地政府的角度来看，不能仅仅动员乡贤，也应该为乡贤服务，这样双向的沟通才是健康可持续的。

二是创造条件搭建平台。一些专家建议，要积极创造条件，使外出的乡贤愿意返回家乡或以各种方式支持家乡建设。如山西阳城县通过节日慰问、互通信息、拜访联谊等形式，赢得了外出乡贤对家乡的支持和反哺，实现了资金回流、企业回迁、信息回传、人才回乡。乡村两级也积极拜访在外乡贤，零距离听取他们对家乡经济发展的真知灼见。

还有业内人士表示，乡贤的培育，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他们与村两委等基层组织的关系。一方面村两委需要对乡贤积极放权，搭建平台;另一方面也需要基层组织正确引导，避免传统乡贤文化中利用家族势力干预与影响基层自治。同时要把乡村社会治理引导、规范到法治的渠道，使乡村社会在法治的范畴中开展共治，更好地预防和规避共治、自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乱象。

三是多措并举培育新乡贤文化。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黄海表示，注重发挥离退休干部、知识分子、优秀农民工、企业家等在形成新乡贤文化中的引领作用，实施新乡贤培育与成长工程。颂传“古贤”，挖掘整理、培育宣传传统先贤的思想、精神及其先进事迹;引进“今贤”，鼓励新乡贤回乡投资、参与公共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新贤”，培养有见识、有担当、有威望又自愿扎根乡土的新乡贤。

江苏昆山市委书记徐惠民认为，应注重完善机制，搭建新乡贤投身乡村建设的平台，通过组建县、乡、村三级乡贤协会或商会等社会组织的形式，鼓励和支持新乡贤积极参与乡村公共建设和公益事业;搭建新乡贤引领乡风文明的平台，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调解员、乡贤宣讲员等形式，邀请新乡贤参与乡村建设，传承和弘扬乡村文明;搭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实行乡贤挂职村官和乡镇长助理等制度，鼓励和支持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中国特色乡村治理现代化。（采写调研：李劲峰、向定杰、韩振、梁军、刘翔霄、王菲菲、马剑、冯源、刘巍巍、袁汝婷、张宪达）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