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风光

藏族男女

藏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

布达拉宫

　　我国藏族总人口628.2万（2010年），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区。藏族是汉语的称谓，藏族自称为“博（bod）”。藏语对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人又有不同的称谓，如“兑巴”“藏巴”“卫巴”“康巴”“安多娃”等，统称为“博巴”。

　　　　　

　　藏族的历史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藏族最早聚居于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两岸，在聂拉木、那曲、林芝、昌都等地区考古发掘中，曾发现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根据古藏文历史文献记载，西藏山南地区最早由氏族组成了称为“博”的六牦牛部诸部落，在《后汉书·西羌传》中，称为“发”羌。6世纪时，山南地区的雅隆部落首领成为当地部落联盟的领袖，号称“赞普”（王）。

　　7世纪初期，赞普松赞干布统辖了整个西藏地区。他定都逻娑（今拉萨），设官授职，建成自称为“博”的奴隶制王朝，汉文史籍中称为“吐蕃”。吐蕃与唐朝的接触频繁，藏汉关系友好。641年赞普松赞干布与唐文成公主联婚，710年，赞普墀德祖赞又与唐金城公主联婚。唐蕃之间使节往还不绝，吐蕃派遣子弟赴长安学习，并迎请唐朝儒者和工匠艺人来到吐蕃。

　　从10世纪到12世纪期间，整个藏族地区彼此不相统属，形成了向封建农奴制度过渡的分裂割据局面。早已从印度和汉地传入的佛教，吸收了藏族地区原始宗教本教的某些内容，受到了人们普遍的信奉，并逐渐形成为一种教派遍布各地的地方宗教，即所谓的藏传佛教。

　　元朝把藏族地区的分裂局面统一在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中央设置宣政院（初名总制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及藏族地区军政事务，以西藏萨迦教派第五世祖师八思巴为帝师并兼宣政院事。在藏族各聚居区分设3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分别管辖西北、西南各省藏族地区和西藏地区。由中央颁发封地文书肯定各地封建领主对所属庄园的占有，封赐印信诰命以确立各级官吏的职权，史称元朝“郡县土番之地”，这是中央正式在西藏官建制的开始。

　　明朝对西北、西南藏族地区，基本承袭元朝统治管理的办法，对西藏地区推行“多封众建”政策，先后分封三大法王和五大地方之王。同时，通过朝贡和回赐，互通有无，体现西藏与中央政治上的隶属关系。

　　清朝统一中国，在中央设置理藩院（1906年改为理藩部），管理西藏、蒙古等地事务。对于西藏地区，正式册封了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为达赖喇嘛（1653年）和班禅额尔德尼（1713年），设立西藏地方政府“噶厦”（1751年），并任命驻藏大臣（1728年）驻藏，会同地方办理西藏行政事务。1793年清朝正式颁行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章程”对于西藏地区的官制、军制、司法、边防、财政、户口、差役和涉外事宜等，都做了详细具体的规定，确立了驻藏大臣负责全面督办西藏事务的职权。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藏族地区成了英、俄、法、日等国的角逐场所。1888年，英国军队入侵西藏，在隆吐山遭到藏军的坚决抵抗。1904年，英国侵略军武装侵入拉萨，沿途遭到强烈反击。清朝政府却一再委曲退让，多次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辛亥革命后，在英国煽动下，西藏发生了驱汉事件。中、英代表在印度西姆拉举行谈判，英方于1914年提出无理的“内外藏”划分草案，遭到我国代表严词拒绝。英方代表麦克马洪竟背着我国代表，私自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非法划定中印边界线，即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1914年7月，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并严正声明拒不承认此类条约或文件。

　　民国历届政府都在中央设有管理蒙藏事务的专门机构。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北上抗日，于1935至1936年先后通过四川、西康、云南、甘肃和青海等的藏族地区，在各地发动贫苦藏族劳动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建立劳动人民民主政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藏族各聚居区先后解放。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

　　藏族聚居地区，在民主改革以前，普遍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在西藏，清朝设置“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设四名“噶伦”，由三俗一僧充任。西藏地方政府在名义上接受达赖喇嘛（或摄政）的领导。过去西藏社会等级森严，把人们划分为三等九级，都是根据人们对于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而区分的。藏族社会基本上只有两大对立的阶级，即农奴主阶级和农奴阶级。农奴占藏族人口的90%，他们隶属于各自的领主，没有人身自由。在西藏总人口中还有5%的奴隶，这些人完全丧失了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终生从事各种沉重的劳动。

　　在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的藏族社会，藏族各阶层人民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具有本民族的特征。

　　藏族习惯上有名无姓。名字一般有男女性别之分，通常是两字或四字，多取自佛教经典，因而重名的人较多。

　　藏族男女多蓄辫，喜戴首饰。男子头发编成独辫盘在顶上，也有的剪短如盖。女子成年后开始蓄辫，有的梳成双辫，有的梳成许多小辫披在背上，并在辫梢或特制的发架上挂上饰物。藏族的衣着上身穿绸、布长袖短褂，外着宽肥的长袍，右襟系带。一些农区妇女穿无袖长袍，长袍多用羊毛织成的氆氇制成。男女均穿氆氇长靴或牛皮长靴。男子腰间系长带。农区女子多在腰间系一条图案瑰丽的围裙，藏语称“邦单”。

　　农区的主食糌粑是用炒熟的青裸或豌豆磨制成面粉，用茶水拌食。藏族人民喜欢酥油茶和奶茶。牧区的主食为牛羊肉，喜饮青稞酒。以牛奶制成的酸奶、奶渣等也是日常食品。

　　寺院建筑别具风格，层楼重叠，整齐壮观，主殿经堂宽敞，寺门前砌修大小佛塔供煨松柏枝用，周围多置转经筒，由人顺时针方向转动，借以祈福禳灾。拉萨的布达拉宫建于红山上，高达13层，工程艰巨，气势宏伟，金顶巍峨，红白垩壁，浑然一体，是藏族建筑艺术的光辉典范。

　　藏族的雕塑技艺高超，为大活佛造的肉身泥塑，酷肖本人。独具风格的唐卡画以铁线描法为主，结构谨严，神态逼真，颜料色泽鲜艳。

　　藏族民间信奉的藏传佛教是大乘佛教。喇嘛藏语意为“上师”。藏传佛教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格鲁派。格鲁派的属寺遍及藏族地区，著名的寺院有拉萨的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昌都的昌都寺，甘肃的拉卜楞寺和青海的塔尔寺等。格鲁派实行活佛转世制度，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就是这一教派的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公元13世纪，噶玛噶举派认定一幼童为其著名上师噶玛拔希的转世灵童，西藏就此出现第一位转世活佛，之后，噶玛噶举派将这种转世方式确立并形成制度。格鲁派将这一转世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发扬光大。到了清乾隆时期，乾隆皇帝颁赐一金瓶，要求活佛圆寂后，须选出候选灵童，然后将候选灵童的名字写在象牙签牌上，放在金瓶内，经过高僧大德念经加持，然后由皇帝加封的“呼图克图”（大活佛）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佛祖释迦牟尼像前共同通过抽签认定。

　　佛转世制度得到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的尊重。1992年，国务院宗教局批准了第十七世噶玛巴活佛的继任；1995年，西藏自治区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经过金瓶掣签，报国务院批准，完成了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以及第十一世班禅的册立和坐床。

　　藏文文献中保存了大量文化遗产，最早有手卷、木牍、金铭、石刻等。雕版印刷传自内地，书籍为横条散叶梵箧本，甘珠尔、丹珠尔两大佛学丛书举世闻名，还有各种文史撰述。

　　藏医有悠久的历史，讲究“望、闻、问、切”，兼通采集和炮制药物的方法以及针灸、按摩、外科手术等技术，对治疗风湿、关节炎、胃病等有独到之处。

　　藏族能歌善舞，歌曲旋律顿挫抑扬，歌词贴切合韵，唱时还可伴以各种舞蹈，舞姿优美，以踢踏舞为最具特色。

　　藏戏是一种独特的戏剧艺术，拥有众多的艺术品种和流派。唱腔高亢雄浑，服装从头到尾只有一套，演员不化妆，主要是戴面具表演。

　　藏族人民的崭新生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藏族人民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1951年，达赖十四世丹增嘉措亲政，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所派代表在北京进行谈判，于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从此，藏族人民在祖国的民族大家庭中开始了新生。

　　1951年，中央代表张经武同志经亚东来到拉萨，遵照协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各地。1952年，西藏地方政府的司曹（代理司伦）鲁康娃·泽旺饶登和洛桑札喜等人，阴谋策动西藏分裂，被迅速平定。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返回日喀则，实现了国内民族和西藏内部的亲密团结。

　　党中央根据藏族历史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特点，用了10年的时间完成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自治机关及其领导人，宣告了西藏自治区的正式成立。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一大批翻身农奴担任了自治区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职务，标志着西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开始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藏族干部成为藏族自治区域干部的主体。还有一批藏族公民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有的还在中央国家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在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先后有十四世达赖、十世班禅、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热地等藏族公民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中国共产党“慎重稳进”方针指导下，藏族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到1975年，全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西藏地区城镇手工业和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1976年初顺利完成。但此后的文化大革命给西藏地区带来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给工、农牧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粉碎“四人帮”以后，西藏的各项建设事业又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更加重视藏族地区的发展建设。1994年初国务院讨论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决定实施“青藏高原民族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方案”（简称9525工程）。该方案从1995年开始，实施时间为25年，为青藏高原未来各项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1984年到2001年，中央政府先后召开了4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做出了中央政府关心西藏、全国各地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有力地推动了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极大地提高了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保证了西藏人民平等和自治权利的实现。

　　经过50多年的建设，特别是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西藏在经济制度、经济结构和经济总量上均实现了重大飞跃，迈进现代市场经济。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苗春编辑整理。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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