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概念看中国特色“民族”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

说起“民族”，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社会上都有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典型的外来词。尽管古代也出现过“民族”，但现在我们所使用的“民族”首先与日本有关，是梁启超等近代有志之士从日本引进的。日本的“民族”又与西方有关，是对欧洲的nation一词的翻译引进。不仅概念是从欧洲、日本来的，在一些人看来，我们现在“民族事务”中所使用的“民族”，则是直接承接苏联的理念和模式。这使一些人对我们“民族”概念和现有“民族事务”产生一些误解，甚至主张用诸如“族群”这样的概念取而代之，以彰显自己的特色。我们暂且不谈“族群”等也是外来词，就说我们自己的“民族”，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磨合，既不是日本人所说的“民族”，也不是欧洲人讲的nation，也不同于俄罗斯人所讲的нация。

其实，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民族”话语所走过的历程，这无疑是自主建构的过程，也就是说，这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国情，根据自己的实践，而打造有中国特色“民族”话语体系的过程。

早在50年代初，也就是说刚刚着手构建自己话语体系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如何认识，首先是如何认识本“民族”的问题。由于当年苏联认定民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在这之前根本没有所谓的民族，最多只能叫做“部族”，这种话语体系否适用于无从谈起资本主义的中国古代社会？苏联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没有“民族”，古代汉族也不是“民族”；“中国民族曾具有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民族所固有的许多特点，它是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形成的”。显然，这与中国的历史实际、中国现实民族认同理念和民族政策差距太大。范文澜等明确指出：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强调汉族自秦汉以来已是“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今天看来在简单不过的“汉民族”形成问题，在当时引起的这种学术上的轩然大波，事实上成为我们构建由中国特色“民族”话语的重要起点。

1953年，中共中央在讨论《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中，针对有人还提出“部族”问题时，毛泽东一锤定音：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也就是说，所有的族裔群体，无论其人口多少，也不管其发展水平高低，都属于“民族”的范畴。在这里，我们的“民族”已经不再只是纯学术的概念，而具有的政治意义，并由此为逐渐形成有自己国情特色的“民族”话语和政策体系打下了基础。

说起体系，构成我国民族政策基本内容的诸如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各种类型的优惠政策，都体现和具有了中国的特色：我国的民族经过严谨的“识别”过程，即在“识别”时期呈现逐渐增多，而一经识别就基本确定下来，直至确定为全国56个民族，在建国前制定的《共同纲领》中就已经确立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和制度。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民族”话语的建构主要体现在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此后的建构则体现在如何面对西方的影响而守住和完善已有话语架构。但这时期的外来影响最早是来自台湾。例如“族群”概念的引入，还有，从民国时期流行的“国族”、“国语”等诸如此类的概念，经过台湾的死灰复燃和重新“回归”，可为影响不小。尤其是“族群”概念，有一个时期真有点取代“民族”的架势。应该说，像“族群”这样的概念在打开人们视野、丰富学术讨论和完善学科建设等方面，有一些积极作用，然而，要以此来取代“民族”则有点不切实际了。至于那些“国族”呀、“国语”什么的，则更有点“新瓶装旧药”的嫌疑。在上世纪30,40年代，在国民党推行的所谓“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这些概念曾非常流行，却早已遭到我们党的迎头痛击，几乎到了体无完肤的程度。我们党正是在推翻国民党的这些“民族”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才建立起体现自己“初心”的、伸张公平正义理念的“民族”话语，为统一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打下了基础，从而保障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现在，这些话语几乎未经任何加工卷土重来，尽管有时甚至显得来势汹汹，但终究是当年的残兵败将，动摇不了我们的主心骨。

今天，随着我们民族事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全国各族人民空前大团结，我们进一步坚定了理论自信和道理自信。民族，是具有中国特色民族话语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既不同于西方的nation，也不同于族群，是根据中国国情自主探索的理论成果。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外交流中涉及我们自己的“民族”时，直接使用“MINZU”就体现着这种自信。我们相信，随着我们国家的进一步强盛和我国民族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不仅我们的“MINZU”将走向世界，我们的民族事业的经验也将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助一臂之力！

本文作者为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原副主任